新生代活動》宗教信仰自由與法治(研討紀要)

作者:姚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016年7月25日至8月5日,「2016年宗教與法治暑期培訓班」在北京舉行。本次培訓主題是宗教信仰自由與法治的關係,計有來自義大利、匈牙利、美國、加拿大、巴西和烏拉圭等五大洲不同國家的專家齊聚一堂,探討《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等法條與宗教信仰自由的關係;歐洲人權法院和美國最高法院對宗教信仰自由相關案例的判決;美國、加拿大、日本、西歐、東歐與拉丁美洲國家政教關係及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護實踐等。會議期間還舉辦了「2016年宗教與法治國家學術論壇-宗教法人‧宗教慈善」,由來自中國大陸的宗教人士、學者與上述專家分別發表報告並進行對談。在這10天中,海量的資訊、精巧複雜的立法原理與審判技巧、豐富的宗教信仰實踐、深刻的歷史淵源追溯,使本次培訓的內涵與收穫紮實到令人應接不暇,需要在之後利用更多時間予以整理與消化。

  • 宗教信仰自由成為普世基本人權

與會專家Cole Durham與Dick Moon在會議首日就提到,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宗教信仰自由被認為是一項理所當然的原則起源於1648年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在此之前,世界各個交流都充斥著因為宗教信仰的原因而導致流血。在西歐,「異端者」的血流淌在宗教裁判所的行刑場;在中東,異教徒的孩子被強擄去成為軍事奴隸;南亞次大陸的穆斯林、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之間的衝突曠日持久;中國大陸的宗族廟堂中反覆上演著對違背宗法者的無情懲罰。

三十年戰爭的可怖暴力與高昂代價讓歐洲的君主們決定從今以後要換一種方式來解決宗教衝突,宗教信仰自由成為一個選項。從此,歐洲人開始逐漸認識到,面對不同信仰的人並不意味著就必須要與其對抗甚至消滅。儘管19世紀興起的奮興運動又引發過一些宗教迫害的個案,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宗教信仰自由畢竟在不斷取得進展。英國著名的小說家赫胥黎就因他對印度教某個小教派的信仰而頗為自豪。

按照Cole Durham與Barry McDonald兩位教授的說法,美國的歷史在某種程度而言,就是一齣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劇。「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最早將追求信仰自由的基因帶到美洲大陸。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美國,宗教信仰自由就沒有問題。在200多年的歷史中,美國的國父們制定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來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確認政教分離原則,也曾經發生過對印第安人、摩門教徒、耶和華見證人、基督復臨安息日教會等等少數信仰群體的迫害。1997年,《宗教自由復興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在聯邦通過,之後又有20個州先後通過本州的《宗教自由復興法》。法條規定「政府不得為個人的宗教實踐設置嚴重負擔,哪怕這種負擔來自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規則」,除非政府「證明對個人施加的負擔:(1)促進了重大的政府利益,(2)促成這種重大政府利益的最不具有限制性的做法。」支持者認為這一立法行動,是對《憲法第一修正案》對美國宗教信仰自由保護的強化。但由於該法案不僅賦予個人,且是賦予商業團體和企業基於宗教信仰和良心,而拒絕為某些群體提供服務或參與某項行動,因此被認為會對包括同性戀群體在內的團體造成歧視。2016年,該議題成為總統选戰中的一項重要議題。

長期關注美國與日本宗教法治比較研究的Frank Ravitch教授介紹,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為了支持新的天皇二元體制,神道教因其賦予天皇統治合法性而日漸受到國家支持,其後又被軍國主義所利用。一直到二次大戰以後,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制定了《宗教法人團體法》,才對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原則的實踐做出了具體的限定。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宗教信仰自由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受到確認的過程則更為曲折。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將宗教信仰自由定義為一項基本人權,並為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並接受。在此基礎上,《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相繼頒佈,並成立了相關法庭對宗教信仰予以保護。但在另一些地方,公民為了實踐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人權,不得不採用更為激烈的抗爭手段,制度性的保護措施仍然處於缺失狀態。當我們從Brain Grim教授處得知75%的人口和39%的國家仍然處於宗教超高程度或高度限制的狀態中時,就會明白宗教自由這項基本人權的實踐仍然任重道遠。

  • 宗教信仰自由與“國情”

如前文所述,以現狀來看,各個國家在對宗教多元主義、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與保護的情況都不盡相同。這種差異當然有其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歐洲的宗教信仰自由共識源於其慘痛的歷史經歷。Cole Durham將之稱為“宗教迫害綜合症”,即一個宗教群體從被迫害的地位中被解放出來後,很快又會投入到對另一個群體的迫害之中,如此迴圈。宗教寬容和多元主義作為一種限制和杜絕這種迴圈的必要措施,在歐洲理所當然的受到肯定。美國的建國歷史不僅是一部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歷史,移民社會的屬性也使得只有確立了多元主義的基本原則,才可能保持多元化的社會能夠維持持久的穩定。對於其他國家而言,面臨的則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因此也必須採取截然不同的做法。

在來自匈牙利的專家Renata Uitz及義大利的教授Andrea Pin的發表內容中提出,以歐洲人權法庭判例來看,他們在接受來自不同締約國的申訴案件時,有兩條基本原則,即「最低共識原則」與「裁量餘地原則(margin of appreciation)」。由於各締約國的國情與社會文化背景不盡相同,因此首先法庭在審判過程中,只能遵照各國共同接受的最低共識作為審判標準。在此基礎上,在實際審判時,法庭也會深入考慮個案與所發生國家的社會歷史的不同而給予一定的特別裁量餘地。例如,在法國這樣一個經歷過大革命的流血而高度世俗化的國家,在面臨宗教衝突造成的重大潛在社會威脅時所頒佈的禁止在任何公共場所佩戴明顯宗教符號的法令(“頭巾法令”),在大量的判例中都被判為合法的。土耳其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基於其世俗主義憲法的需求,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宗教符號的法令同樣被判為合法,但禁止某個特別教派在其他公共領域佩戴本教派的服飾則會被判為非法。

同樣,實現宗教信仰自由的過程也深深鐫刻著不同國家歷史文化情境的烙印。歐洲和北美的美國、加拿大都繼承了西歐基督教世界基於歷史慘痛教訓而產生的宗教寬容的遺產。日本依靠美國佔領政府的設計與實施,擺脫了皇權神道和與社會對抗的佛教,建立了高度寬容的宗教環境。來自巴西和烏拉圭的Rodrigo Vitorino與Carmen Asian Pereira兩位教授則提到,拉丁美洲國家的宗教信仰自由之路與天主教在60年代召開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高度相關。天主教會對教義的重新自我詮釋使宗教信仰自由成為了教會所支持的重要價值,這位全世界絕大多數天主教主導的國家開啟了宗教信仰自由之門。目前存在對宗教超高限度或者高程度限制的眾多國家中,沒有一個是天主教占主導地位的。我們也可以看到,臺灣在走出威權統治的過程中,政府對宗教的限制也逐步放開,並加入到世界中低程度宗教限制大家庭之中。這一過程在伊斯蘭占主導地位的幾個東南亞國家正在重演。

這些案例讓我們對宗教信仰自由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全世界範圍內得以實現充滿信心,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都會找到契合自己文化與社會背景的路徑,向這個最終目標邁進。

  • 宗教信仰自由與“永續發展”

宗教信仰自由不僅僅是一項基本人權,還對人類的當今的發展議題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Brian Grim常年關注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暴力、經濟發展、商業等領域的關係。他的研究發現,宗教信仰的多元主義與人均GDP有著非常顯著的關係。同時,他通過SEM方法進行的量化研究發現傳統上認為與宗教暴力有直接關係的因素,包括不同的宗教、人口增長、宗教民族聯繫、宗教法律、性別比例等等因素,都不會直接對宗教暴力與迫害產生直接的顯著影響。相反,它們通過和政府的宗教限制和社會的宗教敵意發生顯著作用而間接影響宗教暴力與迫害。他的這項研究被發表在世界社會學頂尖期刊-《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Grim教授不僅是一位理論研究工作者,還是一位實踐家。他親自參與到聯合國的多項永續發展與扶貧項目工作中,與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及加拿大總理Justin Trudeau等在內的各國政要協商,吸引與整合資源,投入到世界各個欠發達地區,説明那裡的人重拾生活的信心與尊嚴,從事有公平保障的工作,甚至在適當時候開展自己的事業。Grim教授認為,與其他世俗團體相比,宗教團體在推動永續發展的工作中將更具有“永續性”,因為信仰本身就具有長期穩定性的特徵,能給參與者與受助者持續的動力委身其中。

這確實是事實。即使是在中國大陸這樣宗教受到高度限制的環境中,來自合法體制內的,與非體制內的宗教團體都在慈善方面有所建樹。來自武漢下上堂、河北信德社等機構的慈善團體,在汶川地震和今年發生的洪水災害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自由

以西方話語背景下的概念衡量,中國大陸無疑是對宗教有超高國家限制和高程度社會敵意的社會。的確,中國大陸有著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上的,以黨的意志為主導的嚴格宗教管制體系與策略。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天主教都被置於國家宗教局與本教愛國宗教組織的雙重管制之下。但與此同時,正如何其敏老師在會上指出的,最近30年內,中國大陸的宗教市場又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無論是信徒數量還是宗教場所規模數量都有幾何級增長。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反差源於中國官僚體系下地方與中央的分權,以及地方政府享有的高度自由裁量權有直接關係。地方政府為了地方利益,有時候會選擇與宗教團體,包括體制外的宗教團體合作,以換取他們對地方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貢獻。

換言之,對於具體的宗教團體與信眾的命運起決定作用的,是地方領導的決策與意志。這事實上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與潛在威脅。會議組織者劉澎教授為我們列舉了目前在中國大陸宗教領域的各種亂象,如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某些領導採取激進行動限制、控制甚至試圖消滅宗教;在另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營造和諧“表象”而強迫各宗教代表唱“紅歌”對黨“表忠心”;眾多宗教場所,無論是佛寺、道觀還是教堂,由於缺乏獨立身份而無法與其他機構合作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

劉教授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立法。既然在黨的「十八大」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重申「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在今年的全國宗教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也講到要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水準,可見以法律為準繩解決宗教問題,在中國大陸是具有合法性與共識性的。但目前,國家在宗教立法問題上的態度始終處於消極狀態,試圖維持目前用部門規章和政策替代法律,用下位法替代上位法的現狀,以期維持政府對宗教的控制。本次會議的一個重要目的,旨在推動宗教立法社會共識的凝聚,以期在公共領域形成立法壓力,推動立法的最終實現。

為期兩周的宗教與法治暑期培訓會議,師資陣容強大,內容豐富紮實,學員即包括宗教與法學研究學者,也有來自宗教界的神職人員,甚至還有來自政府宗教部門的幹部。不同國籍、身份和背景的學員們濟濟一堂,互通有無,開拓視野,凝聚共識。雖然這樣的活動在目前大環境下處境日益艱難,但是憑著對信仰的堅守與對法治的憧憬,組織方及與會者仍然在不斷堅持著,為了更好的明天而奮鬥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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