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筆壇》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

作者:李思敏(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東南亞與中國的文化、商貿往來淵源一直都很深。《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西元初,中國使節已搭外國船前往東南亞,10世紀則有第一批中國人為避亂移居蘇門答臘務農(黎蝸藤,2015)。無論人們根據何種依據劃分人口移動時段,公認的是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人開始大量出洋。本文重點介紹的也是這一時期的歷史。據不完全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一百年裏, 中國人出國人數將近1000萬,足跡遍及五大洲數十個國家(邱立本,2009)。東南亞始終是中國人移出的最開始和數量最多的地區。這樣的說法似乎有側重中國人單向輸出的嫌疑,實際上,東南亞曾經在人種和文化兩個方面,都曾「北上」影響過中國。翦伯贊說:「中國人種的來源不是一元,而是兩個系統的人種,即蒙古高原系與南太平洋系」,後者「從南太平洋出發,沿馬來半島的海岸,向北推進,而達到了中國的南部」,成為中國西南夷和百越族的祖先(莊禮偉,2014)。

為什麼是東南亞?

在介紹19世紀中期之後的華商、華工之前,必須先說明什麼是移民。在中國古代比較難想像移民的概念。它與我們現在認為的離開出生國定居(已獲取定居國身份)非出生國的移民概念並不同。中國式移民更多是政府決定、主導,迫使民眾離開某處遷移到另一處,如,屯民戍邊等等。改朝換代、戰爭、災荒(饑荒、水災)等原因使得這種主要在這片大陸上的「移民」(更像是流民、難民、逃民)多了些身不由己和無可奈何。葛劍雄(1998)認為,只要是在一個地方(遷入地)居住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流動人口都可是移民。這個說法並沒有考慮移動者的動機和移動的邊界。但無論以何種說法來看,從中國東南沿海大規模流出的人口,在他們不再循環往復中國和東南亞之間之前,恐怕都很難被認為是移民。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移動人口才算是「移民」?一說1930年,一說20世紀50年代之後,我將在後文說明。

一般認為,移出地「生活資料匱缺、謀生條件窘迫,政治變動」和移入地「有能力吸收人口」對應的「推力和拉力」使得人口移出和移入。但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出洋歷史中的移動人口卻始終主要來自閩粵二地(也有小部分來自廣西、雲南、海南、浙江),雖然二地不免有生活條件困苦等因素但亦不乏想辦法繞開政府管制另闢航線的商人(就這點而言,中國朝廷的海禁政策似乎並不起作用,或者也正由於嚴苛的法令使中國海商徹底變成移民。清朝末期,政府不得不認可出洋務工)。何況,有人認為,若論困苦,還有比此二地遭遇更慘的地方,但那裡鮮見形成出洋潮。由此,有人歸因於閩粵人的勇氣和開拓精神。[1]

再者,吹向南洋諸島的季風每年轉換兩次,帆船可乘風行駛,加之航海技術發展成熟。比如,西元前3世紀就有昆侖舶來到中國(比爾·海頓,2015);唐朝時,中國可以造出適合遠洋航運的大型船隻(黎蝸藤,2015);1511年當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他們發現有六艘中國帆船停泊在當地港口(張彬村,1988)。天時地利人和,都為中國人「下南洋」創造了有利條件。

 華人的角色

在歐人進入遠東海域之前(工業革命前兩個多世紀),南洋貿易控制在華商[2](貿易商,批發商和工匠)手裡。我們很難用一個固定的詞評價∕概括中國歷朝對海外貿易的政策,唐、宋和元朝暫且不說,1567 年,明朝將私人貿易合法化。晚近,清朝政府(1727年)解除了大部分的海外私營貿易禁令。27年後,清朝第一次宣佈允許守法的華人海外移民安全回國,並確保其財產受到保護(周敏,2007)。雖然中國商人即使面對禁令還是有辦法解決阻礙,但當障礙消失,無疑大大便利了出洋投資、經商的華商。最遲在15世紀,在蘇拉巴亞、巴領旁已經形成數千人的華人社區(莊國土,2008)[3]

16世紀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先後搶佔東南亞的海港,開發殖民地,掠奪本地原料,溝通東西方貿易。一方面,殖民者需要華商充當仲介商人替他們收購原料和銷售歐洲工業產品(華商比從事自然經濟活動的本地居民「有用」)。除了對華船征稅寬容,還會用極端手段迫使華人從一個地區遷到另一個地區發展商務。另一方面,殖民者亦會大肆招募華工。比如,在西婆羅洲的南吧哇發現了金礦,於是在1755年有了第一批應聘華工開發原料、生產產品。其後,三發、山口洋、打嘮鹿等地紛紛效仿。華工的待遇並不好,當他們規模大到威脅殖民者利益時,殖民者屠殺華人的慘劇時有發生。

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海底電線的使用幫助歐洲殖民者大舉進入東南亞,在各地建立殖民地。在征服東南亞之前,殖民者已憑籍東印度公司這類組織在全世界掌握政治經濟資源,沒有政府支持、僅靠同鄉力量(甚至來自同一鄉的商人亦會互相競爭互相結怨)和依附土著的華商根本無法抗衡殖民者,何況,在當地還要面對馬來統治者(華人須向礦區馬來統治者交提成、稅款)。華商原本開發的港口、貿易中心、建立的公司逐漸落到了歐洲殖民者的手裡。比較著名的例子是來自嘉應州的羅芳伯的蘭芳公司。當荷屬東印度公司由荷蘭政府接管後,荷蘭專員不斷介入西婆羅洲的事務,蘭芳公司(共和國)先以繳稅換取半自治地位(公司首領獲封「甲太」),後在1884年交出自治權,華人也就淪為殖民地子民(湯錦臺,2010)。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同是華人在殖民地,依然有部分華商和歐洲殖民者一樣擁有「種植園和礦山」,亦有華工為這些華商打工,他們之間並無血緣關係。一戰期間,華商資本趁殖民宗主國無暇顧及東南亞大肆發展銀行、航運、五金機械、橡膠、農產品加工業等現代產業和戰時需要的橡膠製品、錫、糧食、食糖、各類五金製品、小型船舶等(莊國土,2008)。

因為地理條件所限以及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加之文化差異、語言阻隔,華人基本上不與當地人來往(這與更早時歸化伊斯蘭、與土著婦女結合的少量華商不同),但亦有工人與華人社區隔離,無法回家娶妻而與土著婦女通婚,當地人也主要生活在農村。但當華人與本地人產生糾紛或者華人捲進本地統治者權爭時,歐洲殖民者卻是各族的調停者。華人與馬來人在殖民者治理下維持很長時期的相安無事。就馬來亞華人群體而言,荷英殖民者採取甲必丹和青雲亭制度,任命當中傑出華人首領出任甲必丹或亭主「協助殖民者處理華族事務」(鄭良樹,2008)。

自我組織

鴉片戰爭以後,遭遇衝擊的農耕經濟徹底破產。承受繁重賦稅、極難上升到縉紳、儒官階層的農民面對人口劇增、耕地減少、天災人禍等問題非常容易「下流」為失業遊民、土匪。家中破落,苦無生計的情況下(閩粵二地尤為明顯)努力尋求出路變成了農民的第一生存之道。另一方面,就在歐洲殖民者之間互相搶奪馬來半島港口之時(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檳榔嶼和新加坡最後都在英國人手裡),馬來半島上豐富的錫礦和自南美移植來的膠樹都亟需要大量勞動力開採和種植。相比起本地「無法從事勞苦和長久工作」的馬來人和在此地從事「僕役、職員、海員、技工、小零售商及農場勞工」的印度人(楊建成,1972),勤勉溫順(不逃稅)「不犯上」的華人甚得殖民者「歡心」。

需要說明的是英國在1833年通過人身自由法案,廢除了奴隸制度,在40餘年後大量引進中印契約勞工。而清政府短暫開放後繼續實施海禁直到被迫打開國門後,也逐漸在它與列強簽訂的條約、大臣的奏摺和話語中正式承認、允許「窮民出洋承工事」。這些我們熟知的「苦力」構成了自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20年代這段時期東南亞最大數量的華人群體。

這些靠同鄉介紹、招引甚至欺騙出國的華工沒有國家概念,頭腦裡認可的可能是皇帝和自己是大清子民。他們抱持儒家價值觀、靠信奉的神祇和從家鄉帶來的風俗習慣在異鄉度過艱難和煎熬的生活。很自然地,來自同一地域,操同一語言,甚至擁有血緣關係的華工組成社團(幫)「和衷共濟,團結自救」。這些社團(幫)規模大的叫會館,規模小的叫同鄉會,至今雖有新變化但還發揮當時的作用。閩粵二地方言眾多,這導致社團數量眾多且分散,但由於真正來自同鄉的移民可能不多,也有許多同鄉會組織將數姓、數縣乃至數省的人包括進去,如三江會館(江蘇, 浙江和江西)。(實際上,比這些更早的組織稱為會黨,據楊建成的說法,馬來亞的會黨是洪門的分支,反清復明,遁身海外。會黨也是當時華人組織的一種形式。)這些由單身傭工組成的血緣組織、地緣組織和業緣組織幫助絡繹不絕的「新客」解決「食宿,工作,貧病,安葬,祭祀等難題,舉辦社會公益事業,調解內部糾紛」。

怎麼看待這些組織可以有許多不同面向。就華人總體而言,這是淪落在外、不得不團結起來保護自己和同鄉的手段(但據顏清湟的說法,清政府於1877年就在比起古巴或秘魯顯得較不必要的新加坡設立第一個領事館「保護當地華僑權益」。另有王振勳(2004)認為設館背後有吸納僑匯的經濟考量)。華人加入國際競爭、捲入世界資本市場後,這些組織便成為華商集會的重要場所和後來成立的業緣組織的基礎。這種華人資本網絡僅是相對於當地社會經濟組織差、商品意識弱的居民而言,因為華人憑籍這些組織較本地人容易獲得進入流通領域和生產領域所需的勞動力、資金、資訊、信用和市場。但當地點換至美洲,這些類似的團體(比東南亞出現更早)並未能幫助華人在經濟上取得顯著的成就,只能在狹隘的唐人街活動(邱立本,2009)。就華人之間而言,這些組織排外性質極強,組織提供的「福利」僅限於內部成員。成員資格往往以同一家(氏)族或鄉土劃分。持各地方言形成的群體往往也劃分成相應職業群體,比如,海南人經營咖啡店、興化人經營車店、廣府人經營金店、福建人的樹膠業、客家人的布店和潮州人的雜貨店(楊建成,1972)。鄉黨意識強於同業意識,不利於行業發展。

華商逐漸意識到這些問題,想出一些辦法解決。從 1904年起,各地開始建立「中華商會」之類的業緣組織,,作為聯繫和協調各幫關係的高層機構(邱立本,2009)。有時為了共同解決一些問題,幾個社團或組織共同聘任一人為理事、董事或其他職務,當共同理事多了,社團或組織的關係就越密切(楊建成,1972)。

中國與馬來(西)亞

 馬來亞是個地理概念。生活在這個地方上「最早」的「居民」主要是印度人和爪哇人。從西元2世紀開始,馬來半島曾先後出現七個印度或爪哇王國(楊建成,1972),但在明朝幫助下建國並借其擊退暹羅入侵的是14世紀開始的滿剌加王國(一說馬六甲王朝)。建立者是來自蘇門答臘的馬來人拜裡米蘇拉,自外地移入,非土著。滿剌加和明朝關係很好,首任國王曾遠赴中國拜見永樂帝,明朝亦曾以公主嫁與滿剌加國王。據說駐紮在馬六甲的鄭和曾在當地傳播過回教(當代的部分華人對來自中國的鄭和很有感情)。但拜裡米蘇拉最初並非信奉回教,直到二世娶了位信奉回教的妻子以及五世芒速沙徹底回教化後,回教勢力從最初的通過商業零散傳播到運用政權力量滲透整個馬來亞。

馬來半島上的馬來人來源、構成、習俗略有差異。居住在不同地方的馬來人所受的影響各有不同。比如,南部馬來人受印尼馬來人影響、霹靂邦北部巴他尼馬來人源於19世紀的泰國南部(楊建成,1972)。至於馬來人的先祖,據說來自亞洲大陸,定居馬來半島後逐漸和本地土著、外來民族(中國周代後的移民、印度人、阿拉伯人、暹羅人)融合。現在的馬來西亞則由數十個不同種族組成,光土著就超過了13種,他們之間持有不同溝通語言、文化習俗和宗教信仰。馬來人也被列為土著的一種,但人口數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黃招勤,2011)。執政黨國陣出於政治考慮,允許來自大馬周邊的「外勞」只要信奉回教就可以直接獲得身份證,享有「馬來人」特權(對於國內華人、印度人、原住民等而言),儘管他們可能出生、成長在柬埔寨,緬甸,孟加拉,泰南和印尼等。這被博主Botak(2015)評論為既失去「馬來人」自己的特徵又侵蝕了土生土長草根馬來人的利益。

儘管這些馬來人之間略有不同,但信奉回教、落腳後再沒離開馬來亞、操相通的語言使他們明顯區隔於華人和印度人。這種情況在馬來西亞建國時表現更為明顯,為了在人數上勝過華人(長期以來,華人在馬來亞佔據經濟優勢,能力遠勝馬來人,馬來人需要在政治上擁有特權),馬來亞併入東馬(東馬指沙巴、沙撈越,主要居住不信奉回教的土著)。在歐洲殖民者看來(即使馬來人和華人都是從外地移入),馬來人才是馬來亞的主人,他們認可本地蘇丹、不幹涉當地宗教風俗,並認為負有對馬來人的責任。他們始終與馬來貴族打交道(租港口、簽條約),支援馬來人擁有特權。

獨立前的馬來亞對本土的左翼力量較警惕,後期傾向壓制華校、華社。1948年時,英殖民政府鎮壓馬來亞共產黨(中共的南洋支部,絕大部分成員都是華人),到處抓華人壯丁徵兵或者遣送懷疑是馬共支持者的華人回中國(PRC)直到50年代中國拒絕接收。此時的中國因冷戰與資本主義陣營隔絕,一度斷了出洋潮,只有70年代初期,數千雲南知青越境進入緬甸和中期數千福建人潛入菲律賓(莊國土,2008)。但另一方面,出於華人選票考慮,馬來西亞是與中國(PRC)建交的第一個東南亞國家,於70年代有限度允許人民訪華,此後馬中關係無甚進展。直到1989年,大馬政府與馬共簽署和平協定,馬中關係正常化才宣佈撤銷訪華限制(林友順,2009),但仍禁止中國人前往馬來西亞。1994 年以後,大馬政府為了促進旅遊業才開放中國人訪問馬來西亞。目前而言,儘管兩國關係已比冷戰時期有極大改善,大馬亦知曉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但礙於種族因素,連北韓人都可以免簽進入大馬,作為簽署了軍事交流協議的戰略夥伴——中國卻還需要其國民申請簽證。

另一邊,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R.O.C)在50年代面對一段國家斷交潮同時與PRC競爭獨立後的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1950年1月,英國承認PRC,中華民國不得不關閉原本負責為華僑復員、復校、救濟、登記居留和處理華巫糾紛等事務的新馬領事館。當失去了正常交往管道後,中華民國以第二軌外交的方式,一邊暗中動員、策劃、宣傳和組織新馬華人支持ROC,一邊資助新馬競選政黨和議員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幾番波折直到1964年ROC重新在吉隆玻設立領事館和1969年在新加坡設立商務代表團(黃辰濤,2009)。顯然,70年代形勢再變,大馬政府改與PRC建交。

從移民到公民  

前文提到關於華人何時成為移民有不同說法,一說20世紀30年代,一說50年代後。這兩種說法有什麼不同呢?這就要提到當時的背景。契約勞工出洋謀生只為改善生活,並無定居當地打算,何況他們在老家有老有少。這些勞工以男性為主,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到了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在馬來亞從事工商業的華人印人恐失業紛紛回國,馬來亞政府也在此時開始限制移民入境(經濟好轉亦然),但婦女兒童卻不在限制列,而中國內憂外患,勞工的妻兒趁此湧來馬來亞團聚。但當日本佔領馬來亞時(1942-1945),又有不少華人跑回中國,此後,往返中國與馬來亞的移民完全停止(楊建成,1972)。也就是說,這種人為的措施使得華人放棄回國的念頭,從務工者變成定居的移民。

但是這種地理上的移民並沒有改變華人觀念上、文化上的認同,遑論爭取馬來亞獨立建國和成為當地公民。實際上,中國對華人的溢出影響一直都存在。華人對自身身份的覺醒、認同和捍衛始終與中國局勢緊密相關。上文提到清朝在新加坡設立的領事館也不忘向華人宣揚「忠君、孝道、貞節、和諧」思想,遏止年輕一代西化或者馬來化(顏清湟,2008)。而在本地,亦有旨在抗衡西方文化和馬來文化的傳統文化復興運動。我們可能比較難想像把儒家當成宗教,但在1899年的吉隆玻則出現了孔教復興運動,慶祝孔子誕辰、敬拜孔子畫像和籌款建立孔廟學堂。

接下來更大影響的是維新派和革命派在馬來亞的競逐。兩派都需要華人金錢資助,各自通過報紙、雜誌、宣傳品、講演和集會向華人傳播自己的主張。雖然兩派的主張不同,但都把中國看成一個整體,華人原本對地域的認同逐漸轉向國家認同。值得一說的是,孫中山和當地僑領關係非常好,亦有華人參與辛亥革命。

華人對中國產生認同很大原因來自華教和華人民族主義的發展。馬來亞的華人教育出現很早,早在1815年的馬六甲就有華文學校,地方僑領亦在會館、宗廟建立私塾,用方言教授蒙學讀本、四書、書法和珠算。當清朝出現新式學堂,馬來亞華社也跟著響應。到了國民政府時期,馬來亞華教則是國內教育的延伸。國民政府要求海外僑校的管理、備案等方式與國內學校基本相同,除了教育,東南亞各種類型華人社團,也紛紛向國民政府註冊(莊國土,2008)。這一時期華校的教材、師資都來自中國。這些南來知識分子成為了移民的新現象,他們過來教書、辦報、籌備黨支部。

抗日戰爭期間,馬來亞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更高漲,他們為救亡出錢出力(匯款、動員反日、抵制日貨),也不乏回國參加戰爭,也有留在本土組成抗日軍,但亦有些勾結日本人大發國難財。國共內戰開始時,兩黨都在爭取馬來亞華人的支持,華人也就分成了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在當地都有黨支部,兩者都不會忽略新馬的華人社團。這些社團自然也分成了兩股勢力,或者一個商會內部也分成兩股勢力。

當內戰結束,華人開始思考自身前途。除了中國政權更迭,還有馬來亞快速變化的形勢:英國人捲土重來、馬來亞謀求獨立、馬來人和非馬來人公民權之爭。50年代開始,原本親國民黨、共產黨的華文媒體轉向馬來亞,把自身定位為馬來亞的媒體,同時,本地華人精英成立華校教師總會,重新編寫教科書。一方面是輿論、宣傳和行動號召華人爭取迫在眼前的公民權;另一方面是中共的「三反五反」、清算地主和大躍進等措施動搖華人「歸根」觀念(崔貴強,2010),1955年,中國(PRC)宣佈放棄雙重國籍,時任總理周恩來亦勸華人留在當地。此後,馬來亞華人在政治上不再認同中國。

與只承認單一國籍的PRC形成對比的是允許雙重國籍的ROC繼續重視海外華僑[4],沿用在大陸時的僑務政策,收歸僑心、吸引僑匯、推行僑教,指引僑生視中華民國─台灣為祖國。大馬華人學生籍從1951年開始的僑生政策去台灣讀書,也一度令這些日後在大馬或台灣各有成就的僑生產生法律和文化認同上的混亂(朱浤源,2007)。

未完的故事

出生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儘管他們都認可自己是馬來西亞的公民,但他們各自對中國,對大馬和對中華文化的態度都不相同。除了我們熟知的不同世代想法不一,不同血統的家族成員,不同系統的教育體系,不同語文的成長環境等等都影響了每個華人的認知。在殖民地時期,華人之間至少分成了語言上會講英文的(「黃皮白肉」西化華人)和中文的(客籍華人)、宗教上拜孔夫子、關聖君、上帝或者阿拉的。會講英文的華人社會地位亦不同於會講中文的華人(只會講中文的華人無緣公務員系統),一小部分土生華人不懂說中文,但會一口馬來語或者流利英語,既有來自大富之家亦有底層,他們與本地文化融合最強;更多的則是只會家鄉方言和中文,馬來語和英語並不好(但政府刻意制定的教育法令、營造的語言環境也不會讓華人不會講馬來語)。即使到現在,大馬華人在居住地、學校的不同也導致了他們未來發展的不同。成長在新村、姓氏橋或者華人聚居地集中的市鎮,可能並不太需要講馬來語(但是英語則很必要)。而大馬教育系統內外的華小、國民中學、國民型中學、國際學校和獨立中學則各自體現中文,英文和馬來文程度深淺(亦有馬來兒童進入華小讀書)。語言掌握程度也是華人選擇留本地大學,去中國、台灣、香港、英語國家接受高等教育和在本地工作還是出國的考慮因素。但是對於當地華文媒體而言,中華文化的相對衰落和華校教育資源的擠佔始終是揮之不去的憂慮。

一般來說,經由華文媒體和華文教育浸潤成長起來的華人對中國的情意結似乎一直都沒有減退。他們始終對中國∕中共存有偏正面的想像,亦以自身擁有和保存祖輩帶過來的歷史文化深感驕傲(他們中既有對中國有好感,也有指責中國傳統文化保護之疲弱)。但是近年來,網絡的興起,民主精神的衝擊以及公民運動的起伏(尤其在選舉上帶來的變動)逐漸湧現關懷本土、信奉普世價值的華人青年,他們表現已不同於父輩祖輩。

面對崛起的中國,華人各有心思。上述提到的對中國有情意結的華人在網上可能被簡單嘲為「中華膠」或「中華控」希冀中國強大∕統一可以改變華人在本國的二等地位,一些海外華團領袖基於市場則「自動請纓為中共代言人」(江偉俊,2014),年輕一輩則明確區分華人與中國政治,亦有一些華人對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顯得擔憂。當面對一件與中國有關的事情發生,華人之間的想法和行動可以分成程度不同的取向。廖佩雯(2014)曾根據大馬華人對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的意見粗略劃分為五類:堅定的權力體制擁護者,維穩的大中華主義,維穩的大中華+追求「民主」的本土反抗,大中華情誼結+本土的民主反抗以及完全的本土派+人文關懷。總之,華人內部的分歧,華人對自己與中國、與中華文化以及國內其他種族關係的想法,而這些想法隨後會如何變化,又會對大馬和華人的地位產生什麼影響,將是一個值得長期觀察的過程。

[1] 談勇氣和開拓稍顯抽象,徐承恩(2012)對華南沿海經濟系統有較為詳細的介紹。閩粵沿海本來就有靠海吃海的漁民或水手,以舟為居,較遲漢化,難以通過科舉晉升精英階層,無論是為了謀生還是被主流排斥,閩粵人都形成了不同於陸上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2] 我們這裡談華商,但華商是個籠統概念,也分階層。在王賡武看來,華商一直都是華人的主要類型而且經商風險大成本高,通常是有錢人在做。合法時為商,非法時則為盜。當清朝放鬆禁海令時,華南沿岸的海盜主要由來自低下階層不再是商人和士紳。

[3] 這裡補充一點,華人遷徙的情況有些複雜。有一種較少提及的情況是黃進發(2015)所言,馬來王侯亦會主動引入華人移工。比如讓華人大規模開墾柔佛農地的港主制度就是天猛公依不拉欣、蘇丹阿布巴卡父子建立的。陳旭年在1870年被封為柔佛首位僑長(Major China Johor)比英國人在柔佛派駐顧問官早45年。

[4] 實際上兩個「中國」對華人華僑的爭奪一直都存在。在PRC成立之初也有僑生回去讀書。兩個政權對華僑和僑生的定義都有不同。詳情請參考吳子文(2010)。後來,伴隨兩邊政經表現不同,一邊封閉起來搞運動後改革開放,一邊經濟起飛,民主化和本土化,各自僑務政策都有變化。華人自然對兩個「中國」代言人的觀感和想象有所不同。王賡武劃分為清末的現代中國、民國的現代中國、建國後三十年的現代中國和新時期的現代中國。徐雨村則有例子介紹天鵝城華人先後受到台灣版和中國版大中國主義影響。

參考資料:

Botak。(2015)。進口土著:誰是受害者?取自

http://botakray.blogspot.tw/2015/01/blog-post_30.html

比爾·海頓。(2015)。南海。臺北:麥田

王振勳。(2004)。晚清中國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的經濟考量。興大人文學報

王賡武。(2005)。移民與興起的中國。新北:八方文化

朱浤源。(2007)。大馬留台學生認同心態的轉變:1952-2005《大馬青年》內容分析。取自

http://r9.ntue.edu.tw/activity/multiculture_conference/file/2/4.pdf

江偉俊。(2014)。海外華人的族群與國家認同。當代評論7

吳子文。(2010)。僑生教育與中華民國:台灣國族想像的轉變,1951-2008。文化研究

周敏。(2007)。華人國際移民的歷史回顧和社會學分析。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林友順。(2009)。1949改變馬來半島命運軌跡。亞洲週刊。取自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4471

邱立本。(2009)。從歷史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網路。南方華裔研究

徐承恩。(2012)。香港人千年史(一):海洋華南社會與香港意識的發軔。取自

https://sytsui.wordpress.com/2015/09/21/hk_as_a_nation/

崔貴強。(2010)。與陳昌宏訪談稿。取自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comm2/InterviewSingapore9.pdf

張彬村。(1988)。16至18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莊國土。(2008)。論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四次大潮。南洋問題研究

莊禮偉。(2014)。華僑對中國有什麼價值。取自

http://cul.qq.com/a/20140508/012003.htm

湯錦臺。(2010)。千年客家。臺北:如果

黃辰濤。(2009)。爭取海外力量: 中華民國外交,僑務,黨務在新馬的運作(1945-1957)。碩士論文

黃招勤。(2011)。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與商品化的馬來西亞華裔族群想像。中華傳播學會。

黃進發。(2015)。公民可以差異而平等嗎?馬來西亞的69年糾結。思想28

楊建成。(1972)。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碩士論文

葛劍雄。(1998)。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

廖佩雯。(2014)。馬國華人挺/反佔中的分類觀察芻議。取自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1020b/

鄭良樹。(2008)。第二代亭主薛佛記和甲必丹。馬來西亞華社文史續論。柔佛:南方學院

黎蝸藤。(2015)。誰開發了海上絲綢之路。取自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tw/2015/03/blog-post_12.html

顏清湟。(2008)。從移民到公民——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演變。第一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雙年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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